拍一部电影能够治愈大家 是件幸福的事

　　记者 韩世容

　　9月中旬，拍部卞灼导演首部长片《翠湖》入围了“吴天明青年电影展·首作之上”。电影放映结束，治愈收获了观众的拍部鼓掌欢呼，更有人认为这是电影今年中国电影的“黑马之作”。

　　《翠湖》讲述了一个典型的治愈三代同堂家庭的故事。生活在昆明翠湖畔的拍部这三代人，各有各的电影烦恼与欢乐，共同勾勒出一幅现代中国家庭生活画卷。治愈片中的拍部外公，用自己的电影方式来治愈家人，无形中重新建立了家的治愈纽带，也疗愈了自己。拍部

　　在映后交流环节，电影有观众被影片深深打动，治愈含泪讲述了自己经历外公离去的故事。这也引发了导演卞灼的感慨：“做电影一步步走到今天，似乎我早该心平气和，然而现场有朋友讲述自己的家庭故事，还是让我不争气地哭了。拍一部电影，能够治愈大家，能够让大家带入自己的情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翠湖》一经放映，便频频获奖。今年6月在上海国际电影节首映便获金爵奖亚洲新人单元最佳影片奖；9月在吴天明青年影展荣获“观众最喜爱影片”“知乎昂扬首作奖”“新媒体选择荣誉”三项荣誉，此外，还获得第十二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最佳男演员奖，同时入围圣塞巴斯蒂安国际电影节展映单元、第22届香港亚洲电影节……

　　“《翠湖》从昆明‘流’到上海，又从上海‘流’到欧洲、北美洲……对我来说是件神奇的事，”在嘉兴“吴天明青年电影展”映后，卞灼接受北京青年报专访时感慨道：“就如此刻的嘉兴南湖和昆明翠湖，也有种奇妙的互文。”他向记者讲述了电影的幕后制作历程，并期待《翠湖》在不久后与影院观众见面。

　　誊抄外公日记萌发创作家庭片的想法

　　北青报：刚刚看完电影，我想到的第一个问题是，在虚构的电影之外，您的外公是一位什么样的人？

　　卞灼：我真正开始了解我的外公，是在他将要离我们而去的前几年。2012年前后，我外公的身体还可以，当时我大学放假时从美国回到昆明，拿了一台摄像机摆在他的面前，想给他拍摄一段口述史，请他讲一讲家族的历史。

　　那一刻，我才发现外公竟有如此强烈的倾诉欲。他讲到以前他的家人如何从上海来到昆明，他回忆起兄弟姊妹，又讲到如何与我外婆相识……尽管外公不总会提到历史背景，但他的命运的确与历史变迁息息相关，比如外公讲到他童年时的家，在外滩边南京路上的一座大别墅里，家族庞大，外公的父亲只是家族中的一支。外公家的生意原本是在黄浦江边开毛巾厂，但厂子被日本人炸掉了，之后外公一家才开始了逃难。一开始，他们打算逃往香港，但又抱有某一天重回上海做产业的想法，最后一家人改为逃往云南，投奔亲戚。我原以为外公的讲述半小时就会结束，结果他一直讲了两个多小时，与他平时沉默寡言的状态截然不同。

　　之后，我把录影简单剪辑了一下，只配了三分之一的字幕，因为想着反正都是家里人看，就偷懒了。拿给家里人看的时候，我以为大家会觉得很无聊，结果他们却看得很认真，每个人都要求我去刻一个光盘送给他们。这使我萌发出想要创作一部家庭片的想法，因为家族里的一些历史，如果不去记录的话，可能真的就消失了。

　　北青报：为什么那之后十年多，才开始创作剧本并想到要拍一部长片？

　　卞灼：我的外公在2016年去世，他离开的时候，我在美国读书。那天，我正走在旧金山的大街上，接到了我哥的电话，得知外公已经离去。我一直记得那个场景：在旧金山车水马龙的市中心，我就站在十字路口，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周围的世界突然变成了一种黑白色的画面，嘈杂的声音瞬间消失，又一下子变得很大。

　　我没有赶上外公的葬礼，但我回家的时候，有一天我的母亲哭着从外公的房间走出来，我看到她手上拿着一个本子，那是外公的日记本。我自此开始慢慢整理外公的文字。他的字迹很潦草，有些字甚至难以辨认，可能某天灵光一现，我才明白他写的是什么字。我把他的日记誊抄成了电子版，这一过程可能冥冥之中已经在我心里种下了一颗种子，只不过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些事情可以创作成剧本。

　　2023年，我回昆明待了一段时间，恰好一个意外把腿摔断，必须卧床三个月，于是我干脆躺在床上把剧本写了出来。

　　希望电影中的“他”不再是家族的旁观者

　　北青报：在外公的日记中，他记录了哪些事情让您印象深刻？

　　卞灼：其实，他的日记内容很多是不开心的事情，读起来非常沉重，其中表达出了很多怨怼的情绪。最初，在写第一版剧本时，我也很痛苦，似乎抱着一种莫名其妙的责任感，想要替外公抒发心中的不满，写出来的剧本充斥着愤怒的情绪。而后，我的想法又变了：既然外公在世时内心是不开心的，那为什么我还要再继续做一个不开心的作品呢？因此，我修改了剧本，尤其是把老爷子的性格做了很多调整，把他内心深处最想要和家人互动的部分展示了出来。

　　在他的日记中，有时候会书写他对我们家族的观察，并在日记中发表意见。其中，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关于家人当初探讨要不要让我出国读书的事情。当时大家正襟危坐讨论着这件事，我的母亲和姨妈认为我可以和我表哥一起去澳洲，但我又不想去澳洲，而我爸则想送我去法国，他们开始争论起来。那时候我还小，并不清楚他们的考虑，只记得外公只是在一旁沉默着，一言未发。结果后来我誊抄日记时，看到了他对这件事的记录，并清楚地写出了自己的三点意见。这件事，让我希望，在我的创作中，可以让“外公”有机会把自己的内心表达出来。因此，在《翠湖》中，“外公”不再是一个现实中的家族旁观者，而是一个真正的主动参与者。

　　北青报：在影片中，“外公”评价老三家的儿子：“成熟得过于早了，没有年轻人的天真烂漫，我知道他很压抑……”这样的话，也是来自于现实中外公的日记吗？

　　卞灼：是的。我表哥看到日记里的这句话时，很有感触，似乎还有悄悄落泪，但他现在是一个商人，没有以前那么好沟通了。在《翠湖》中，我投射了很多自己理想中的事情，包括我的童年。我们家族里与我同辈的都是独生子女，所以我小时候和我表哥在一起玩，有时我们会一起住在我外公家，就像电影中那样打地铺，这些都是真实的。后来，表哥一上高中就出国了，那时我才上初中，我们一下子就断联了，我变得很孤僻，也没有朋友。而他自己在国外也过得很不开心，他必须要去学习如何成长得更快一些，以应对陌生的环境。等到我表哥再回家时，我觉得他变得很陌生了。那时，我还很幼稚，想不通为什么他出一趟国，我们就无话可说了。所以，我在电影里写了这样一场戏，两兄弟再次在外公家打地铺，这是我心里对于某种遗憾的弥补。

　　北青报：电影中，“外公”这个角色起到了穿针引线的作用。

　　卞灼：是的，电影中有很多具有意向的镜头表达了“外公”这一角色的作用。比如，他穿的毛衣一直都破了个洞，之后他自己开始缝补毛衣，这样就有一个穿针引线的画面。在有一场戏中，“外公”在自己的房子里，听到外面传来歌声，他走出院子，看到一些斑驳的光影在墙上变幻。在这里，我很想把穿针引线的画面叠加在斑驳的光影之中，但我发现我做不到，因为这样的处理会略显奇怪，画面中的信息量过多，也会影响这场戏中透露出的某种纯粹的情感感受。

　　北青报：这场光影的瞬间被处理得非常灵动和温柔。

　　卞灼：现在观众看到的这场戏，是第一次拍摄这场戏的呈现。但一开始我并不满意这个处理，我觉得光影略显温和，需要更加梦幻和激烈一些。当时我在片场，一直听着电影《星际穿越》的音乐，想象着打开了时间的黑洞……于是我要求重拍一次，让演员再次走位，我把灯光直接放在灯腿上开始旋转，打在墙面上，整个空间就像是只有一个颜色的迪斯科舞厅一样。可最后，我在剪辑的时候才发现，自己当时脑子一定是抽风了——画面里的情绪太激烈了。还是第一次拍摄出的感觉最好，一种缓缓流动的光影传递出了淡淡的情感。所以，我们有时候在片场头脑发热想出的方法不一定是好的。

　　八十岁的老演员传神在于“渴望”

　　北青报：在映后交流时，摄影指导朱捷提到：这部电影的镜头设计，其实是将摄像机作为逝去的外婆的视角，来观察整个家族的。这是拍摄时最初的设想吗？

　　卞灼：这一设定在剧本创作时就想到了，只不过剧本里没有特别突出“镜头视角”的参与。剧本完成之后，我送给张献民老师看，他提出了同样的想法，认为可以将外婆的灵魂作为镜头视角。我们的设想不谋而合，于是就把这个想法实现出来了。

　　北青报：电影在画面构图上，似乎也用了很多门框或是窗户以及镜子去展现人物关系。

　　卞灼：因为拍家庭戏的空间比较受限，我们所有的戏都是实景拍摄，没有在棚内拍过任何一个镜头，所以我们必须要寻找一些结构性的画面，传递出更多的东西。比如在视觉上，我们用框来做限定，用镜子的反射呈现出更多的空间。我们想在影片中的“当下空间”之外，再创造出一个新的空间，但是这一空间不是给生者待的，而是给逝者存在的空间。

　　北青报：你们拍摄了多久？

　　卞灼：我们从2023年12月1日开拍，到2024年第一天杀青，杀青那天拍摄的是电影尾声中那场婚礼戏份。当时正好跨年，我把在昆明的所有亲戚朋友全都叫来，让他们当婚礼戏份的背景群演，同时还能请他们吃饭。

　　北青报：在这场戏中，尽管是喜庆的婚礼场景，但观众能够明显感受到外公的角色在憋着泪——他没有落泪，而是板着脸，面部突然抽动了一下。这样的表演几乎是神来之笔，您是如何发现这位优秀的演员的？

　　卞灼：这里面有一个故事。大家在看到片尾字幕时会发现，我们剧组已经有三位朋友离开了我们，其中就有演员杨作玖老师。他原本是我一开始确定的“外公”饰演者。然而在开机前一个月，他的身体实在没办法坚持演戏，于是他介绍了李振平老师。

　　第一次见到李振平老师的时候，我对他是否能够胜任这一角色是存疑的——虽然他快八十岁了，但他常年健身，身体健硕，可剧本中的“外公”是癌症患者，身体虚弱。不过，跟他聊了很久之后，我发现了那种来自内心的渴望，那种倾诉的渴望……这与我的外公或者说与剧本中的“外公”是一致的，那一瞬间，我就觉得他可以来饰演“外公”。

　　李振平老师也做了很多调整，比如体态上要看起来不那么壮硕，背要弯一些，说话不要太快，多用气声说话。他也有很多自己的想法和设计，当我们拍摄的时候，我总会发现，他一下子变得苍老了起来，走路也开始变得慢慢的，走两步就会咳嗽起来。他的情绪总是很饱满，比如在婚礼的戏份中，我嘱咐他这场戏要一直忍，不要哭，一定要忍着。但是他有自己的理解，于是他的泪花一直在眼里打转，最后实在忍不住了才用面部抽动了一下掩盖了泪水，这确实是他的神来之笔，也非常打动我。

　　生活永远流动没有确切答案

　　北青报：我看到有网友将这场婚礼的戏份理解为家庭大团圆或大和解之意，也有人不同意这样的看法，因为这场戏的底色有种悲伤的情感在流动，同时电影中的诸多问题在结尾也并没有确切的答案。那么，您是如何看待这些解读的？

　　卞灼：《翠湖》的英文片名是“Asthewaterflows”，意思是像水一样向前流动，也是很多人说的“静水深流”，我觉得生活本身正是如此。其实，很多朋友忽略了这部电影的底色。除了“爱”是这部电影的底色，还有一层埋在湖面下阴影处的内容是：我们从表面看似乎是圆满的，但电影中没有一个人的问题得到了真正解决。

　　比如“孙女”结婚了，但她的老公与她的父亲有什么区别呢？她想要在一个布满荆棘的天空下像一架飞机一样飞出去，但她最后飞出去只是又回到了另一片差不多的天空之下。正像她在翠湖公园里面找到的那棵树，她觉得那个地方很安全，但其实那棵树又像一个蜘蛛网一样把她包裹住。她以后真的会幸福吗？她是不是出于冲动和叛逆才结婚的？如果是，她的叛逆又把她带入到了一种宿命的轮回里面——她和她母亲一模一样，而她老公跟她父亲一模一样。此外，两个同辈的孩子面对的问题，也没有得到解决。包括外公也是，他自己患癌，直到最后也没有向家人坦白……这些事情仍然在继续向前，如同我们的生活一般。

　　北青报：这部电影取名为《翠湖》，昆明的翠湖之于您的意义是什么？

　　卞灼：因为拍摄的是家庭片，我很难去想到其他的名字。之前想过“样样好”这种云南的祝酒词，但是它给我的感觉不是家的意象。在昆明，翠湖周边五公里的居民都会说自己家在翠湖周边，我们家也住在翠湖周边，我们从小到大有什么心事，开心或是不开心，或者谈恋爱的时候，大家都会去翠湖。某种程度上，翠湖是另一个家，或者说是一种家的精神意象。

　　北青报：电影中除了令人感动的戏份以外，还有很多生活中的笑点。观影中，观众的笑声不断。我常常觉得煽情的文字好写，但是幽默和搞笑的文字是很难创作的，您是如何捕捉到生活中的笑点呢？

　　卞灼：我认为幽默感来自于生活本身。当人物追求的生活与他们本身的生活有了错位，就产生了荒诞与幽默。这往往不是刻意制造的某种笑料，而是人物性格中天生的一些认知和行为。比如众所周知的憨豆先生，他把这一方面发挥得淋漓尽致，他与世界格格不入，他的认知和世界的普遍认知是极为不同的，他去停车却把别的车撞开，这对他而言是合理的，对我们来说就是很搞笑的行为。

　　如果一定要说我有什么诀窍的话，那就是要去捕捉人物的认知和社会普通价值观或者普通社会行为标准之间产生的偏差，这是生活中幽默感的一种来源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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